在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蒙古地区成为俄日等列强扩张势力、瓜分领土的对象。其中，外蒙古在19世纪末实际上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    自1911年7月开始，不满于清朝对蒙"新政" 的外蒙古部分王公上层与沙俄驻蒙使节多次秘密商谈，策划外蒙古“独立”，并得到了沙俄政府大量的军事援助。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行将瓦解，外蒙古王公上层伺机组成了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临时总理蒙古国务衙门”。不久，又从库伦附近的各旗动员了数千名蒙古兵丁，用俄国提供的武器武装起来，正式打出了“独立”的旗号。11月30日，“临时总理蒙古国务衙门”向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递交文书，在库伦宣布外蒙古“独立”，限令清朝官员三日内离开外蒙古。12月28日，在库伦举行了“大蒙古帝国日光皇帝”哲布尊丹巴活佛“登极”仪式，以“共戴”为年号，正式宣布“大蒙古帝国”成立，并组成了蒙古“独立”政府。接着，外蒙古"独立"政权在沙俄军队的参与下，先后占领了由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和科布多参赞大臣节制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城，进而控制了整个外蒙古。沙俄政府一方面给予外蒙古军事援助，一方面于1912年11月迫使外蒙古签订《俄蒙协约》及其附约《俄蒙商务专条》，在外蒙古获得了政治、军事、商业等各方面的特权。
    库伦“独立”后，为了使内蒙古响应或加入外蒙古“独立”，哲布尊丹巴向内蒙古各盟旗发出要求归顺的敕令，于是在内蒙古地区也发生了响应外蒙“独立”的事件，使当时蒙古地区的局势更加复杂化。
    1911年10月间，呼伦贝尔各旗的总管和官员在外蒙古“独立”运动的影响和沙俄的煽动下，也向清政府提出脱离中国的五项要求，并开始策划“独立”。呼伦贝尔额鲁特旗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旗总管车和扎、索伦旗总管成德等调集呼伦贝尔各旗蒙古兵千余人，用俄国提供的武器组织所谓“大清帝国义军”，以反对共和为名，准备起事。1912年1月15日，胜福等在俄军“支援”下占领呼伦城（今海拉尔），宣布脱离清朝，成立隶属于“大蒙古国”的呼伦贝尔自治政府。哲布尊丹巴任命胜福为“参赞大臣”、“大蒙古国”驻呼伦贝尔“总督”。胜福随即在俄军的支持和配合下进攻胪滨府（今满洲里）、吉拉林等地。因中国方面为防止引起中俄武装冲突而撤出胪滨府等地，呼伦贝尔自治政府控制了呼伦贝尔地区。
    当时，在哲布尊丹巴的煽动下，内蒙古有35个蒙旗曾派遣“使者”或致函表示响应外蒙古“独立”政权。   1912年春，科右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派人到库伦，表示响应其“独立”的同时请求援助。哲布尊丹巴随即封乌泰为“进攻中华民国第一路军总司令”。乌泰联络哲里木盟的其他各旗进行策划之后，于1912年8月20日公开发布“东蒙古独立宣言”，并向洮南、开通、突泉等地发动了军事进攻。科右后旗拉什敏珠尔也随之起兵，宣布“独立”。由于奉天都督赵尔巽征调大批军队进剿，乌泰等先后败逃库伦，到9月战事基本结束。同年10月，扎鲁特旗协理官布扎普也响应库伦“独立”，虽一度占领过开鲁县，不久仍以失败告终。
    库伦“独立”后，引起民国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袁世凯政府与俄国政府进行交涉的同时，为了稳住仍在反对共和、不承认民国政府的内蒙古盟旗王公，在以武力震慑的同时，对蒙古王公采取多种优待、拢络政策，先后颁布《蒙古待遇条例》、《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札萨克王公封爵》等条例、命令，并于1912年10月和1913年1月分别召开东西蒙王公会议，解释政府的对蒙政策，使内蒙古的蒙古王公对袁世凯所谓的“共和”有所认识，东西蒙的王公先后通电表示赞成共和，拥护民国，反对库伦“独立”，要求废除《俄蒙协约》；在北京的蒙古王公联合会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声明；伊盟乌审旗"独贵龙"运动还惩治了企图投奔外蒙古的王公上层。
     库伦政府策动内蒙古响应其"独立"的计划失败后，1912年底和1913年初，在沙俄军官的参与指挥下，分兵三路向内蒙古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犯，但是在中国军队的反击及其军需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到1913年底外蒙古军队全被击败而撤出了内蒙古。
     中俄政府和外蒙古方面经过激烈的交涉、谈判，1915年撤销外蒙古和呼伦贝尔“独立”，恢复了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沙俄统治的结束，外蒙古王公上层决定撤销自治，呼伦贝尔的蒙古族上层也宣布撤消“特别区域”。喧嚣一时的外蒙古“独立”及其对内蒙古的影响也宣告结束。